除夕夜 南平供电公司电力“抢修军”随叫随到
现代社会的自治是法治下的自治。
此为中央立法不健全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过渡性操作。[31]鉴于实践中较多抵触案例属于央地立法间的冲突，本文将央地立法关系作为判断抵触问题的一项重要背景。
不过逻辑冲突和实践冲突在本质上具有相似性，后者产生的根源仍然是规范词之间的差异。因此，该登记办法增加了房产登记条件，增加了公民的义务和经济支出，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若没有后续，则没有必要先行。将违反情形纳入抵触范畴容易导致标准的混乱。结论 根据前文分析，判断下位法规则是否抵触上位法，大致可遵循如下步骤。
就我国而言，最基本的约束来自《宪法》第3条第4款：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第三步：审查是否存在非逻辑抵触。参见姜峰：《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
即使此种法律政治活动本质上决定于政治判断，只要仍然希望新的规范能够被解释和适用，就必须用合乎固有法律思维的方式去表达。[38]王保民主编：《立法法理学——立法学前沿理论》，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序，第2页。而立法则通过适用宪法创设了一般法律规范。[62][德]托马斯·维滕贝格尔：《德国视角下的基础研究与教义学》，查云飞、张小丹译，载李昊、明辉主编：《北航法律评论》（2015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22]参见张翔：《宪法概念、宪法效力与宪法渊源》，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在这个体系中，具有（实证法体系内）最高效力的宪法之创设，就是对基础规范的适用。
既然是法适用，法教义学的减负、总结、启发、融贯、传承诸功能，也就同样可以作用于立法过程。相较之下，普通法传统则并不预设二者区分的前提，而是着眼于具体个案，结合法适用与法制定的因素作出判断。既然如此，以解释和适用宪法为目标的宪法教义学，就不仅仅助力和约束合宪性审查，也同样助力和约束立法过程。中国的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仍然可以大体归入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或者说参与者观点与观察者观点。
在洛克纳案中，立法者主张面包或糕饼业的最高工时立法，其目的在于劳工保障与公共卫生，但法院认为立法者并未提出充分的事实依据：一方面，立法者并未证明面包或糕饼业工人的平均智力低于其他领域的工人，进而产生国家应予特别保护的必要性。由于宪法规范往往具有抽象性，对许多事项仅能作出原则性规定，就细节性、特定性的问题，则需赋予立法者以法律形成的权力，学理上将宪法与立法者的这一关系称为宪法委托[47]不难看出，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同样是着眼于社会的总体净收益，因而与此种标准具有同样的关怀。可以想见，在许多人眼中，并非所有的利益都可以用金钱衡量，生命、健康、安全等时常被视作应当不惜代价予以保护的绝对价值。
（一）对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辩护 对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辩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相比其他分析工具，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更能强化行政决策的政治正当性。不过，由于单次决策仍然可能造成不公正，决策的受益者对受损者的补偿又只是一种潜在可能性，因而能否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确保分配的公平性，也是必须直面的问题。
崔卓兰、陈瑜：构建行政规章自我评价的法律机制, 《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第183-185页。虽然能够对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进行理论层面的辩护，并且可以通过改进其操作机制来弥补它的固有缺陷，从而使其仍不失为一项可用的分析工具，但就当代中国的行政决策而言，亦应当重视成本有效性分析、可行性分析等分析工具的补充作用，并基于不同的行政任务，综合运用各种分析工具，从而构建多重的成本效益分析机制。
第二种情形是，如果多个决策选项本身皆符合净收益标准，那么不应当以这些决策不具有经济可行性为由拒绝实施。如前所述，成本的测算难度通常低于收益计算，因此仅在免于货币化决策效果这一点上，便使得此种分析工具具备了以下优势：第一，它可以避免货币化决策效果时所面临的伦理争议和难题，从而不会有损决策的道德正当性。[76] 当然，经济可行性分析也不免受到批评。[75]第二，成本收益分析涉及了复杂的收益计算，因而很容易为行政机关的宽泛裁量披上科学的外衣，从而降低决策的可归责性（account ability）。[7]参见毕洪海：作为规制决策程序的成本收益分析, 《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94-95页。[1]关于行政机关在实践中采取哪些具体方法分析行政决策的成本和效益，目前并不十分清晰。
[62]事实上，两者的任务并不相同。[20]再次，此种方法意在计算人们的支付意愿，但在工作场所风险等方面，实际上计算的是人们愿意因承担风险而接受多少金钱，即计算的是接受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而有研究表明，对于相同的风险量级差值，人们的接受意愿通常要高于支付意愿。
为此，便需要在运用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同时，引入其他补充性分析工具，构建多重的成本效益分析机制，以弥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不足。相反，若采取成本收益标准，则当货币化的成本高于收益时，那些本可以增加就业人数，使更广泛的人群更富有、更健康的措施，便得不到支持。
[2]虽然成本收益分析与成本效益分析在语词上较为接近，但将两者等同起来似乎有失偏狭。（一）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技术难题 1.成本计算的技术难题 在行政机关作出决策之前，所需要评估的成本通常包括行政成本、合规成本和间接成本。
高秦伟：美国规制影响分析与行政法的发展, 《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第97-115页。2.收益计算的技术难题 虽然成本的计算已困难重重，但通常认为收益比成本更加难以量化。刘权：作为规制工具的成本收益分析——以美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例, 《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135-144页。第四，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被批评为无法反映社会主体的情感或者道德偏好，然而在某些支持者看来，去情感化和道德无涉恰恰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优势。
所谓经济可行性分析是指，当某种决策会引发一定程度的经济紊乱时，该措施便不具有可行性，其指标包括受规制企业的合规成本与该企业的年利润或营业额之间的比例、可能因决策而导致破产的企业数量、决策所可能招致的失业规模等。如《价格法》第23条、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10条第（2）项和第19条第1款、《国务院工作规则》第25条等皆要求注重相关政府决策的可行性。
由于某一领域的高成本投入对整体经济造成影响，因而看似不相关的经济领域的活力也可能下降。首先，准确运用此种方法的前提是所有市场交易主体都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如劳动者对于不同工作风险量级的认知与研究者的风险测算一致，[19]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计算合规成本的困难在于：首先，合规成本方面的信息通常需要受规制者提供，这就导致其测算极易被受规制者所操纵。合规成本是受规制者为了迎合决策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而成本有效性分析则是测算出每一单位决策效果所耗费的成本，例如每清洁一平方公里的水体、每避免一例过早死亡、每增加一年人均寿命所耗费的成本，在决策所要达到的效果目标既定的情况下，抑或决策所能承受的成本既定的情况下，成本有效性分析可以辅助行政机关在不同决策选项中加以选择。[71]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个人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财富的增长对于健康状况的改善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态势，[72]因此，虽然这一部分合规成本的消耗可能导致企业管理层人员高薪的降低，但却可能为失业人员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也不会减损高薪人员的健康状况。毕竟，成本有效性分析并不能够为判断某一行政决策本身是否值得提供答案，它的作用在于比较不同的决策选项何者更可取。[74]此时，成本的分配赋予了此种可行性标准以正当性。
参见金自宁：跨越专业门槛的风险交流与公众参与——透视深圳西部通道环评事件, 《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第8-9页。[3]相关例证可参见于立深：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在行政法上的适用——以《行政许可法》第20、21条为例，载胡建淼主编：《公法研究》（第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21页（值得注意的是，于立深并未依照通行的译法，将cost-benefit analysis译作成本收益分析，而是译作成本效益分析）。
[5]参见王学辉等，见前注[4]，第37-38、47、141-142页。[16]可见，与行政决策相关的利益链条上的任何一环都可能产生间接成本，其计算也就颇为困难。
[24] 其次，无论采取哪种测算方法，将收益货币化都会面临贴现率（discounting rate）的难题。同时，如果存在多个决策选项，则可以基于预设的决策目标之范围（如期望减少因公共安全事件造成的死亡的人数）或者既定的成本之范围，进一步通过成本有效性分析筛选出最具效率的决策，以弥补可行性分析无法为决策优先性提供答案的缺憾。